隨著世界遺產資源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越來越明顯，遍布全球的遺產地愈發受到關注，遺產與旅游的關系日益緊密，“遺產旅游”進入人們的視野。
近日，記者從保護世界遺產、闡釋遺產價值、提升社會文化水平、傳播國家形象等視角，采訪了中山大學旅游學院教授張朝枝。
記者：人們為什么更喜歡去世界遺產地旅游？
張朝枝：遺產地往往與人們有著先天的文化與情感聯系，也就是身份認同感。比如大家都會想著“保平安”而去登泰山，想著“做好漢”而上長城……一個對中華傳統文化有著深厚認同和自豪感的人，都會很自然地激發去看看中國擁有的世界遺產旅游的愿望。
世界遺產地大都具有罕見的自然美或者文化藝術價值?，F在，由于各種傳播媒介的帶動，到世界遺產地去“打卡”，往往也成了某種文化品位或消費能力的標簽。這些都促使遺產旅游出現了火爆的局面。
記者：2022年是《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誕生50周年。在此背景下來看，中國已成為名副其實的遺產大國。我們有了56處世界遺產，北京故宮、秦始皇陵及兵馬俑、黃山等世界遺產已經全球知名。在文旅融合的趨勢下，遺產地肯定會越來越熱鬧。
張朝枝：會的。學術界通常把前往世界遺產地的旅游稱為遺產旅游。其實在世界遺產誕生之初就已經出現了小眾化的文化旅游。當更多的文物、古跡、歷史城區演變為世界遺產，“遺產旅游”也隨之誕生。隨著世界遺產的概念與范圍不斷擴大，現在遺產旅游也包括所有自然與文化保護地的旅游，不再僅僅限于世界遺產地。
記者：許多人認為，只要成功申報世界遺產，就能帶動當地旅游發展。
張朝枝：其實還真不一定。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與旅游大發展，并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因為世界遺產遴選標準與旅游市場選擇偏好這是兩個相關但不相同的事。世界遺產評選主要根據《世界遺產公約》及其相關文件約定的一系列標準，強調各類文化藝術、科學、歷史、生態等價值，具有較強的專業性；但大眾旅游市場對目的地的選擇往往是基于游客感官體驗來判斷的。雖然早先有一些項目僅因符合“罕見的自然美”的標準而成為了世界自然遺產，但目前這條標準已不能單獨使用了，因為專家們對什么是“美”難以形成共識。也正因為這些原因，一些價值很高的遺產地，至今還很難吸引大眾游客。據我的粗略估算，大約40％的世界遺產地因不具備旅游觀賞性而很難成為火爆的旅游目的地。
當然，由于“申遺”提升了知名度，使得環境整治加快、政府配套投入增多、傳播的深度和廣度增強，再加上如故宮、長城、泰山這樣的項目在“申遺”成功前就已是著名的旅游地，這確實會客觀上進一步推動遺產地的旅游發展。
記者：一些文物保護工作者認為，旅游給保護帶來了許多負面影響，在文旅融合時，旅游會是遺產保護的“麻煩制造者”。
張朝枝：這是一個有趣的話題。早在“世界遺產公約”誕生前，一些專家們就覺得戰爭、城市化、旅游活動破壞了古跡遺址和大自然，因此呼吁對全球文化和自然遺產進行保護。從全球范圍來看，直到20世紀末，學者們仍將旅游視為遺產保護的威脅；但隨著遺產的數量、種類不斷增多，大家逐漸意識到遺產保護狀態與周邊社區以及人們生活密不可分，而生計又與旅游緊密關聯。此時人們意識到：恰當地利用旅游其實也是遺產保護的一種方式。
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全球90％以上的世界遺產地旅游業停擺了。這對可持續的遺產保護造成了新的“威脅”。大家由此進一步認識到旅游對遺產保護原來那么重要。
記者：遺產旅游可以給旅游業帶來哪些變化？
張朝枝：近年來，旅游發展理念的轉變讓大家重新認知世界遺產和旅游的關系。20世紀中期，旅游活動的總體規模不大，對環境造成的影響并沒有引起人們關注，“旅游業是無煙產業”觀念盛行，認為旅游業銷售的是風景，帶來的是可觀的經濟效益，對環境沒有任何負面影響。但很快，人們發現旅游業帶來巨大社會經濟效益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如旅游設施過度建設、文化景觀遭到破壞、水土流失等。這些都極大地危害著旅游業賴以生存的資源和環境。這時，人們開始反思旅游造成的環境影響，可持續旅游的概念也隨之誕生。進入21世紀后，我國旅游主管部門不斷加強對旅游領域的生態環保問題監督，強制執行綠色標準、旅游承載量等措施。近年來，又直接將生態環境保護狀態作為旅游等級景區評定的一票否決條件。這些都促使旅游發展越來越“講規矩”。
記者：2022年初，國務院發布了《“十四五”旅游業發展規劃》。提出“建設一批富有文化底蘊的世界級旅游景區和度假區”。從遺產旅游的特點來看，遺產地旅游應該如何發展？
張朝枝：我們必須樹立一種觀念，經濟效益并不是世界遺產地旅游發展的最重要目標。世界遺產代表了人類共同的智慧。無論是文化遺產還是自然遺產，其遺產價值闡釋又與國家、民族自豪感緊密相關。因此，這些世界遺產地旅游發展都被賦予更高的要求。
同時，遺產地的旅游發展一定要適應嚴苛的約束機制。從過去50年的實踐來看，《世界遺產公約》及相關文件對世界遺產保護發揮了重要作用。比如在遺產申報與管理過程中即要求遺產地制定系統的旅游影響監控措施。
遺產旅游也融入了可持續發展理念。中山大學在云南元陽梯田遺產地指導的“阿者科計劃”，成功地幫助遺產地居民通過發展旅游脫貧致富，在世界自然遺產地實施“熊貓大使計劃”，深入自然遺產地開展自然教育，這些成果很快在國內產生了反響。
記者：中國是世界遺產大國，幾十年來的世界遺產地旅游實踐，對全球的世界遺產事業提供了哪些有益的經驗？
張朝枝：我覺得至少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我們探索了旅游可持續發展的中國特色理論與方法。國際學術界很多人認為世界遺產地旅游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建立在小規模、深體驗的基礎之上，但由于中國人口眾多，人均遺產資源相對較少，人民對美好生活追求的愿望又在快速增長，所以中國的世界遺產地所面臨的壓力是外人很難想象的。加入《世界遺產公約》30多年來，我們摸索出了一系列大規模大眾旅游背景下保護世界遺產的方法與理論體系。在借鑒和反思了已有的遺產地承載量理論、遺產旅游體驗理論、社區參與理論和利益分配理論之上，也出現了一批具有中國特色的世界遺產保護利用優秀案例。比如長城的保護成效就在第44屆世界遺產大會上得到了高度肯定。
第二，我們也探索了基于東方文化特色的世界遺產地社區參與模式與方法。這些實踐表明，為當地社區尋找可持續的發展方式與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是促進世界遺產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也是有效協調世界遺產地人地沖突的根本出路。2021年，我們為第44屆世界遺產大會的世界遺產青年論壇貢獻了“遺產保護與可持續生計”主題，得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認可，我們也成為2021世界遺產青年論壇的學術支持團隊。
在中國的世界遺產地旅游實踐中，還較早地系統探索并建立了世界遺產地旅游影響監測體系。早期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監測內容，主要關注世界遺產本體，對世界遺產地的關注相對較少。近年來，在聯合國世界旅游組織的推動和學校科研團隊的參與下，我國率先在安徽黃山、湖南武陵源、河南龍門石窟建立了旅游可持續發展觀測點，對旅游可持續發展的相關指標進行了長達10多年的持續監測，同時幫助這些遺產地建立旅游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這些實踐成果得到國際社會廣泛關注，也為中國專家進一步參與制訂世界范圍的負責任旅游目的地評價體系打下了基礎。
張朝枝為中山大學旅游學院教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名錄遺產地可持續旅游教席主持人、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文化旅游科學委員會專家委員、世界自然保護聯盟保護地科學委員會專家委員。長期從事旅游發展與遺產保護研究。（齊欣）